此时，在禅风中逐渐形成了“不著泥莲花”来代表内心“不染”的文化共鸣，如李欣的
于此相对的，则是对“出淤泥而养出真性情”的寄寓之心，比如李群玉的“惊俗生真性，青莲出淤泥”、顾况的“莫怪狂人游楚国,莲花只在淤泥生”，本质上，也是对“清净心”另一个角度的寄寓。
以上的“不著水”与“生真性”都是将莲性拟人性，是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之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词句的前朝理论积淀。
而周敦颐，正是莲之“君子性”的定调人。所谓“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”，正是儒家“中正仁义”思想观的体现，“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，则是将清净之心与君子德行相融合——是佛教逐步接近儒学，两相互融的体现。
“予谓菊，花之隐逸者也；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；莲，花之君子者也。噫！菊之爱，陶后鲜有闻。莲之爱，同予者何人？牡丹之爱，宜乎众矣！”
《爱莲说》后半段中，各花皆有定理：菊花是隐者、牡丹是富贵者、莲花是君子——此时，莲正式同儒学君子的理想人格建立起密切联系。
作为一种物相，莲花在唐代时已经得到文人阶层的广泛重视，比如文人园林中必不可少的白莲花。
如《全唐文》的卷六七六《草堂记》载:“是居也……环池多山竹野卉，池中生白莲白鱼。”卷七零八《平泉山庄草木记》载:“其水物之美者，白蘋洲之重台莲,芙蓉湖之白莲。”，可做通例。
至宋代，随着莲花的“君子”释义愈加明确，莲花的形貌特征也更多地被应用到生活的常用器物当中，定窑、耀州窑、龙泉窑、磁州窑等各个窑口皆有出品，表现手法不拘一格：划刻、印花；外壁装饰、盘心装饰；莲瓣元素、全景刻画……可谓玲珑韵致、意涵丰富。
其中龙泉窑多做一种莲瓣纹，样子十分清雅可爱。在外壁从从碗沿到足部边缘，竖行刻划一圈莲瓣纹，多莲瓣肥硕，瓣脊明显，十分清雅魅力。
从与莲为伴到以莲为题设计造物，可见物非此物，更含广志。从遵守物序天时的植物到可恒常随伴手边的器物，这之间是人之热爱与精神的寄托。
